信息技术的发展，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，正在改变着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信息传递方式、人际间的沟通方式和社会管理的组织方式，并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和政府运作方式。
现代政府是民众用来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机制。公众通过政府的机构和程序解决教育、国防、环境保护、交通等个人无力解决的公共和公益问题。现代国家政府运作过程最基本的内容为：公众意愿的表达——公众意愿的搜集和综合——政府的决策规划——政府组织实施——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检查。整个过程都需要并依赖于信息的流动、传递与交换。
在古老的农业社会中，信息传递给公众的主要办法是把官员们集合起来开会，使政务信息下达上传。在紧急情况下通过烽火狼烟、驿站飞马传递简短的信息。在传统工业化社会中，报刊、广播成为传递部分政令的手段。从总体上来说，在信息社会到来之前，整个政务信息的流动是缓慢的、单向的，信息量和覆盖面都极为有限，公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十分有限。
信息社会的到来，全球卫星电视网的建立，特别是因特网的开通，使信息传递成为双向的，为政府过程的决定性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。信息技术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，作为一种物质的力量，渗透到社会经济、政治生活之中。
在信息社会中政府更开放，公众的参与性更强，决策更趋科学合理，对政府行为和政治家的监督检查更具体更直接。这种政府运作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：
其一，双向信息传输系统使公众意愿的表达、搜集更广泛，综合更准确。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登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网站，浏览政府的各种文件和法令，了解政府决策的情况和工作程序。由于电视媒体的直观性和因特网的快捷性、可对话性，使以往的那种层层传达文件，层层作政治动员的信息传递方式大大落后于时代。目前，在有的国家，一部分公民已可以运用高度发达的电脑网络和其他通讯系统，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政治决策。在一些发达国家里，通过网络建立虚拟的市政厅，居民可以在家中通过电脑网络对地方兴建高速公路、卫生保健计划、公共教育计划进行讨论和表决。
其二，快捷的信息技术缩短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距离，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，分工日趋精细，全球经济一体化、区域化的进程加速，使整个社会所需决策的数量越来越大，政府、政治家决策的负担越来越重。在信息时代，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信息接收和占有方面日趋接近，公众的自主性和团体的自治性均有大幅度的增强。政府要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吸收专业人员意见来应付决策的负担，还要通过覆盖广泛的信息系统向公众提供与其利益相关的信息，对关键性的政策和重大的经济政治决策进行讨论。传统的政府决策运行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，沉重的决策负担最终将通过广泛的参与分担。只有分担社会的决策负担，使决策多元化、专业化，才可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，以适应多样化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其三，信息时代政府机构的设置在层级上更为简化，部门减少，综合性增强。政府机构的设置必须与经济结构、信息系统及文明的其他特征相适应。政府（Government）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，意思是“操舵”。有效的政府要“掌舵”而不是“划桨”，其主要的职能是决策，制定社会政治、经济生活的规则，而不是直接参与经济的运作。近几年来，许多国家政府把计算机广泛运用于各种社会数据的采集和分析，中央政府能及时地掌握地方政府的情况，地方政府吸纳和反馈信息的能力也同步增强。这就为减少政府管理的中间层次，扩大管理幅度，精简机构，提高效能，实现无纸化办公创造了条件。同时执行“掌舵”功能的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决策者，是靠信息和专业知识工作的官员，不再是传统的抄写员、统计员、办事员。高效精干的政府工作人员队伍是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。
其四，在各种媒体高度发展的时代，政治家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公众人物。政治家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更快捷地公开自己的政见，直面公众作出自己的承诺。公众也能通过各种媒介了解政治家，直接访问国家领导人的网址，对政治家的言行做出判断。在现代的传媒之中，政治家日趋平民化。这对政治领袖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，要求政治家在捍卫公众利益方面态度更鲜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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